《陆上行舟——一个中国记者的拉美毒品调查》上市

2014年巴西世界杯前夕,为了展现赛事举办前里约的毒品、、治安等改善情况,央视新闻频道《东方时空》于当年5月1日到3日播出了《走进“上帝之城”》。片中,央视记者刘骁骞深入圣保罗贫民窟毒品交易的最深处,介绍着毒贩们如何分工装袋可卡因。

然而,这并不是刘骁骞第一次“以身犯险”。在九年的巴西驻外采访中,刘骁骞走访了亚马孙雨林深处的缉毒重镇,跟随警察在西南腹地拦截运毒的车辆,暗访乌拉圭与巴西边境的走私黑市,采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贩毒集团,拍摄拉美“银三角”的可卡因制作工序。他和摄像沿着毒品、在巴西的足迹,试图拼凑出完整的贩毒链条。根据这段经历撰写的图书《陆上行舟——一个中国记者的拉美毒品调查》本周正式上市。

刘骁骞第一次去巴西是 2007 年,那时他还是中国传媒大学葡萄牙语专业的大二学生,去巴西参加为期一年的交换生项目。再回巴西则是担任央视驻巴西记者,从 2011 年一直工作到 2019 年3月份,前后加起来,他在巴西生活了将近九年。

巴西是个采访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度,狂欢节、足球、社会热点为记者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选题。一开始,刘骁骞就盯上了社会话题。他发现圣保罗这座南半球最大的城市有个独特的现象,在城市工作的白领们为了抢一个车位,通常凌晨4点就把车开到了工作地楼下,然后有人睡在车里,有人直接睡在路上,还有人通宵听音乐。

很快,刘骁骞的兴趣就转移到了更“硬核”的选题上。驻外记者通常要和当地摄像合作进行拍摄。和刘骁骞搭档的摄像叫Ale,中文名阿力,之前拍过社会题材的纪录片,是个很有情怀的巴西中年“愤青”。

阿力把刘骁骞引向了亚马孙雨林保护、印第安文化存续的报道领域。对于“做亚马孙流域的任何报道都非常难,通常驻外记者要在巴西驻扎几年之后,才会深入这个领域。”刘骁骞解释说,“首先,这个地点太难到达了,你通常要转两次飞机,然后开十几个小时的车,然后再坐小快艇,八小时一直开不能停的那种。中途休息都是在帐篷里,经常没饭吃。”

阿力特别能吃苦,他传授给刘骁骞很多野外生存的技巧。最实用的就是野外洗澡。亚马孙河畔的天体裸浴绝对是个技术活儿。“你想象不到,夜晚外面有多黑,是那种把眼睛遮起来的黑,一点点亮都没有。”河里还有鳄鱼,被咬一口,断手断脚。每年被鳄鱼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guangxianrongjieji.com/,意甲博洛尼亚所以当地政府规定每三个月可以捕捞一批鳄鱼卖。

刘骁骞记得,有一次早上他在河边刷牙,发现河里有个反光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一条鳄鱼正在“深情”凝望着他。“幸好是早晨啊。”在这种情况下,夜晚下河洗澡,谁能不怕。

阿力倒是有一个缓解恐惧的办法,“你要专注在洗澡这件事上,别想别的。”不过,刘骁骞尝试了很多次,始终不敢往河里走太深。除了下河,在野外洗澡还有其他选择,比如冲到热带午后的阵雨中,直接冲淋;比如采访哥伦比亚游击队时,在一面是挡板一面直面安第斯山脉的露天地里洗澡。

有一次,刘骁骞发朋友圈,“接了雨水喝,喝前放点糖就当杀毒了”,有人留言“你应该把水煮开了再喝啊”。

“但在亚马孙丛林里拍摄,你是真没条件为了喝杯水还生一把火啊。”刘骁骞表示。驻巴西九年,刘骁骞在亚马孙流域采访整整15次。

除了难以抵达、条件恶劣之外,亚马孙的采访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让刘骁骞印象最深的是2016年,他和阿力拍摄亚马孙丛林非法砍伐的那次经历。千辛万苦到了目的地后,因天气原因导致全镇停电、电话信号中断,刘骁骞几人只好每天往返开车四小时询问采访进展。

死磕了几天之后,他们终于见到了愿意接受采访的非法木材商。他答应带领记者们去雨林的最深处拍砍伐现场。但当天,双方接上头已经很晚了,木材商提议住在他的庄园。

与刘晓骞同行的还有一位常年报道非法砍伐题材的路透社记者,他苦劝刘骁骞“奥斯卡(刘骁骞英文名),不要跟他去,去了你就回不来了。他会把你杀掉”。刘骁骞和阿力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去。“今天我要走的话,我这辈子都有遗憾。”

两人去了才知道,所谓的“庄园”不过是两间破烂的小木屋。当晚,刘骁骞睡得很熟。一觉醒来,天光大亮,木材商却说,“听见你们来拍摄,伐木的那批人连夜撤走了,我也拦不住。”结果还是没拍到。

这个故事还不算结尾。三个月后的一天,刘骁骞接到一个当地专门研究非法砍伐的学者打来的电话,他问“奥斯卡,你有那个木材商的画面吗?”原来,那个木材商正在悬赏5000雷亚尔(当时折合人民币1万多)买他的人头。

那么,公开买命的木材商为什么会接受公开采访?刘骁骞分析,“其实这个人也很委屈,他买了亚马孙雨林这片地,有一天政府突然把这片地划成了印第安保护地,不许木材商动用地面上的任何资产,木材商和印第安人激烈冲突,非法砍伐屡禁不止。作为木材商,他也需要一个平台诉求自己的利益,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

毒贩也有“合理”的诉求吗?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有736个贫民窟,刘骁骞在《走进‘上帝之城’》中拍摄的那个是里约市最危险的贫民窟中的一个。为刘骁骞铺路的是一个巴西线年,这位线人主动联系了刘骁骞。

“接触下来,我了解到,这位线人也居住在贫民窟,但并不是贩毒组织中的成员。他会摄影,有新闻理想,想有一点作为。后来一次采访后,我从背景音里听出,他好像还是贩毒组织中一个高层的侄子,这就难怪他能提供独家资源了。”一年交往之后,刘骁骞向线人表达了想要采访贩毒集团的想法。

《走进‘上帝之城’》中的毒品加工点原本是一户人家的车库,屋内有两张铺着旧报纸的长方形木桌,桌旁的人拿到碟子的人用一根细细的铁勺将可卡因一勺一勺地舀进细长的塑料包里。负责分包的几个人效率很高,每包几乎只耗时一秒。

刘骁骞在桌子上发现一沓厚厚的粘贴纸,那是毒贩设计的标签,上面印有可卡因的价格、贩毒集团的名称、贫民窟的名称、贫民窟首领的标志。标签底部还有一行字:“如有质量问题,请到购买处申诉。”

在毒贩们看来,毒品生意就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行业,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持有也是因为防备周围其他的武装团伙,“要保卫家园”。

既然毒品行业也存在竞争市场,所以就要像奢侈品广告一样,他们会按季推出不同的标签。每逢母亲节,他们会在标签上印上一位慈祥母亲的画像,画像原型据说来自其中一名毒贩的母亲。而在巴西世界杯期间,他们就印上了世界杯会徽和吉祥物……

采访到了毒品加工点,刘骁骞还是不甘心。第二天,他们再次驱车返回贫民窟,要拍摄传说中的“烟口”。在贫民窟的黑话中,它专门指贩毒集团的毒品零售窝点。

刘骁骞想拍摄一个大型的“烟口”,贩毒集团“值班经理”同意带他们去看看,但要乘车往更深处走。线人突然说他不去了,就在原地等着。“好好拍,只有这个机会了。”线人低声对刘骁骞说。就这样,他们跟随着素昧平生的毒贩向贫民窟的深处驶去。

那里的粉果然比外头来得齐全,除了5雷亚尔一包的基本款外,还有各种不同剂量和纯度的包装。站在中间的毒贩穿着一件褪色的短裤,一把手枪在腰间。刘骁骞和毒贩“士兵”的谈话中,你也许能体会到这些“刀头舔血”者的心态。

书上,刘骁骞写道,“然而我并不相信他的话,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不怕死的人,只不过我们都坚信自己是唯一的那个幸运儿”。

刘骁骞多次出入贫民窟,他跟随里约警方前往过毒贩的凶杀现场,在双方交火的后方拍摄介绍死者被枪决的情况;在跟随里约精英部队拍摄清剿毒贩的过程中,刘骁骞一边跟着部队前进,一边还拿着话筒解说半小时前被击毙的毒贩。几米之外,毒贩的鲜血流淌到他脚下。“身临其境,你会发现电影《上帝之城》《精英部队》并没有夸大警匪缠斗的残酷,只是把多个场景集中到了一起。”

刘骁骞说自己热爱巴西,不仅仅因为他在这个国家常驻了九年,还因为巴西人民的热情。这样一个热情奔放的国度却有解不开的社会问题——毒品、黑枪、贫穷、谋杀。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陆上行舟》书中,刘骁骞梳理巴西的历史和多个武装贩毒组织的发迹史,他发现,“从新大陆的殖民史、奴隶制,再到军人独裁时期,以及后来历届巴西政府的举措,都无法摆脱它们盘根错节的责任。”

“你很难说起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因为我每说出一个结论的同时,我个人经历过的某件事就可以完全推翻我自己当下的结论。”因此,在《陆上行舟》的前言中,刘骁骞写道,“我想在这里坦白的是,在每一趟旅途中,我都濒临体能和心理的极限,穷尽所有的智慧。让我诧异的是,经验的累积似乎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每一个调查报道都犹如亚马孙河系大大小小的支流,地貌迥然,有各自的风光和险阻。我既希望旅途尽快结束,又期盼旅途尽早开始……我讲述的巴西即是我经历的巴西。”

在书里,刘骁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点哲学,他借用了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句话作为答案:“由于缺乏想象力,所以我被保护得很好。”

刘骁骞和伐木商的接触其实经过了几个线人的周转,真正和他面对面谈话只有五分钟。“时间成本、人的精力还有采访经费我全搭进去了,临到最后一刻如果我退缩了,拍不到伐木现场,那太遗憾了,我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拍贩毒的“烟口”也是这样,“线人说去拍大的‘烟口’就要出城,有危险他不敢去。你去还是不去?不去,毒品是如何销售的?贩毒集团是如何运作的?毒贩的行事逻辑是什么?你就不知道,你的调查就是不完整的。”

刘骁骞说,经历了这些,他从来没有后怕过。不过,有些采访前他确实怕过。比如去哥伦比亚拍武装游击队那次。之前一个月他开始读《Even Silence Has An End》,书里讲述了2002年哥伦比亚前总统候选人英格丽德·贝当古在该国西南卡克塔州丛林中被武装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绑架长达六年半的拘禁史。“我看了80%就不敢再看了,越看越怕,书里她逃跑又被抓回来,反反复复。”

害怕也还是要去采访。采访前,刘骁骞特意把家收拾得特别干净,电费也交齐了。

刘骁骞说,做调查报道,很多时候就是没有退路,就像电影《陆上行舟》中的菲茨杰拉德,为了在亚马孙丛林深处建造歌剧院,他必须把船沿着平行的一条河流开过来,然后动用上千名印第安人抬着这条320吨重的大船越过山脊运送到另一条平行的河流上……实际上,“我们在去往亚马孙的路上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几个人必须扛着船走过浅滩和一段陆地,再把船放到水里,然后才能继续前进。你走得越远,付出的越多,就越不能回头……”

所以,图书《陆上行舟》既是一个有关理想的寓言故事,又是一段对现实的真实记录。